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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AT&T公司成立的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是历史最大的、最成功的私有实验室。由于AT&T公司从电信业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它拿出了产值的百分之三用于贝尔实验室的研发工作。(在很长时间里,贝尔实验室的人总是用不需为经费发愁这一条理由来吸引优秀的科学家到该实验室工作)这使得贝尔实验室不仅在通信领域长期执牛耳,而且在射电天文学、晶体管和半导体、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领先于世界。它著名的发明除电话本身外,还包括射电天文望远镜、晶体管、电子交换机、计算机的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等等。此外,贝尔实验室还发现了电子的波动性,发明了信息论,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铺设了第一条商用光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贝尔实验室不仅仅是信息领域科学家的首选工作单位,也是基础研究领域学者趋之若鹜的地方。那个时代进入贝尔实验室的人是很幸运的。如果是个人物,他可以成为业界的领袖,甚至得到诺贝尔奖、香农奖或者图灵奖。即使是一般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可靠的退休保障以及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信息科技产业的生态链。这一章是它的姊妹篇,我们将介绍信息产业的其它规律。其实很多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系统地介绍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变迁的内在原因。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它给人机会和梦想。澳门威尼斯人娱乐99029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讲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伙伴。

澳门威尼斯人娱乐99029和预期的一样,MCI和Sprint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AT&T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AT&T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让我们通过Google的例子来看一看科技公司达到饱和状态是多么的快。在山景城Google总部四十二号大楼二楼的墙上有一张一米高、几米宽的大图,它是参观Google必看的一景。图上画的是从1999年以来到2004年Google上市时为止Google搜索流量的增长。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图上横向是时间,纵向是搜索量。从1999年到2000年,搜索量增加了十倍,曲线的顶部就要突破了纸的高度,因此不得不将曲线的比例缩小十倍。但是,很快,几个月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又使得曲线不得不此按比例再缩小十倍,如此几次,直到2004年Google上市后不能再公开自己的流量为止。

由于计算机五十年前的造价高得惊人,除了政府部门和军方,只有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才用得起。银行里有大量的简单的计算,主要是账目上的加加减减,不需要复杂的函数功能,比如三角函数、指数对数函数等等。因此,就需要有一种专门处理大量数据简单运算的程序语言。六七十年代的主流高级程序语言COBOL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COBOL的全名为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CommonBusinessOrientedLanguage)顾名思义,它是针对商业数据处理的程序语言。虽然COBOL不是由IBM制定的,但是,IBM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制定它的六人委员会中,有两个是IBM的人。COBOL语言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程序语言,但是会写COBOL程序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收入远比今天的软件工程师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年轻人进入计算机软件的领域。IBM的研究水平很高,还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因此,它在商业竞争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IBM在计算机领域基本上是独孤求败。这时,投资者的股份已占到44%,和创始人相对,即拥有了一半左右的控制权。又过了两年,该公司开始盈利,并在高盛的帮助下增发六百万股,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时原始股定价每股25美元。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在VC的帮助下便创办成功了。上市后,该公司总市值大约七亿五千万美元。该公司股权如下:风投是新兴公司的朋友和帮手,因为它们和创始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通常也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任何一个公司的创办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一个被投公司可能前景不妙时,如果投资者对它是控股的,可能会选择马上关闭该公司或者贱卖掉,以免血本无归。这样,创始人就白忙了一场,因此创始人一定会倾向于继续挺下去,这时就看谁控制的股权,更准确的讲是投票权(VotingPower)多了。当一家公司开始盈利有了起色时,风投会倾向于马上上市收回投资,而一些创始人则希望将公司做得更大后再上市。投资人和创始人闹得不欢而散的例子也时常发生,投资人甚至会威胁赶走创始人。澳门威尼斯人娱乐99029IBM就是这样,时不时地调整内部结构,将一些非核心的、长期效益不好的部门卖掉,同时扩大核心的利润高的生意。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LivingTrust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几十年来,惠普和斯坦福互相提携,堪称厂校合作的典范。惠普从斯坦福获得了无数优秀毕业生,同时在财政上给予斯坦福极大的支持。就是在很长时间里,惠普是斯坦福最大的捐助者,包括帕克特捐给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系馆。当然,以摩托罗拉技术和市场的优势赶上这半步照说应该不难,但是,摩托罗拉另一根基因使得它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在模拟通信设备市场上,技术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它方面,比如方便性,外观都不重要。而且模拟电子技术很大程度上靠积累,后进入市场的公司很难一年两年赶上。玩过发烧音响的读者知道,音响的数字设备,比如播放机,各个牌子差异不是很大,而模拟部分比如喇叭不同厂家的差异有天壤之别。日本的SONY和先锋至今做不出美国HarmanKardon和Infinity那种高质量的喇叭。在摩托罗拉内部,很长时间里,也许直到今天,技术决定论一直占主导。在数字电子技术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各个厂家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其实很小,这一点点差别远远不足以让用户选择或不选择某个品牌的产品。相反,功能、可操作性、外观等非技术因素反而比技术更重要。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远远比不过诺基亚和亚洲的对手。我一些在摩托罗拉的朋友常常很看不上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的做法“他们换一个机壳或者颜色就算是一款新手机”,但是,用户还真的很买后者这种做法的帐。当一个主导公司非常强势,上述方法也无法阻止其垄断的形成时,竞争对手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司法部和欧盟的反托拉斯委员会出面解决问题了。因此,聪明的主导者会让出一些市场给第二、三名,以免惹上反垄断的麻烦。通常70%是一个魔法数字。一个主导者愿意强调自己是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可以给投资者和用户信心,但是永远会否认自己有垄断地位,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它们在提交到证监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甚至会列举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竞争对手,表示自己在公平竞争。比如微软在2008财政年度的年报中,居然把盈利只有它二百分之一的Earthlink公司(估计99%的中国读者都没听说过这家小公司)列为它的竞争对手写入到它给证监会的文件中。

太阳公司名称的由来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校园网(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当安迪.贝克托森AndyBechtolsheim(我们以后介绍Google时还会提到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他设计出一种“三个百万”的小型图形计算机,称作图形工作站(GraphicWorkStation)。这“三个百万”是指每秒一百万次的运算速度(现在微机的万分之一)、一百万字节的内存(今天PC的千分之一)和一百万象素的图形显示器(比今天的微机显示器低、比手机高)。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贝克托森采用了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并用了一种当时很先进的内存管理器芯片来支持虚拟内存。和一般微机不同,网络功能是其必选项。贝克托森开发出原型机Sun-1后,便于1982年和斯科特.马可尼里(ScottMcNealy)等斯坦福毕业生从学校出来创办了太阳公司。马可尼里担任了公司的CEO,直到两年前退休。半年后,公司便盈利了。这是我知道的最快实现盈利的科技公司。四年后的1986年,太阳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时的股票代号是SUNW,即太阳工作站的缩写,而不是今天的JAVA。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从AT&T到微软的各公司相比,思科的发展是最一帆风顺的。思科早期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的两个创始人在最合适的时机创办了一个世界上最需要的公司。假如思科早创立两年,它可能在市场还没有起来时就烧完了它的投资而关门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它迟了两年,就可能被别的公司占了先机。在思科还是一个小公司时,各大计算机公司各自有自己很大的市场,它们首先想的是在网络市场上打败对手们而不是研制包容各公司网络产品的路由器,因此,没有公司和思科争夺多协议路由器的市场。而等到互联网兴起时,思科已经占据了路由器市场的领先地位。当然,仅仅这一次失败、甚至在整个手机领域的失败还不至于把世界第一的无线通信公司搞垮。但是,摩托罗拉几乎同时在所有的战线上全面崩溃,便一下跌入了谷底。要做到高回报必须首先选对题目。一个好的创业题目最要紧的是具有新颖性,通常是别人没想到的,而不是别人已经做成功的。很多创业者喜欢模仿,虽然这样也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能为风投挣到几十上百倍的投资回报。比如中国九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做DVD机的厂家,早期的几家挣到了钱,后面的几百家都没挣到什么钱;其次,创业的题目不能和主流公司的主要业务撞车。九十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二零零零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对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和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的业务有可能撞车,那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2002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微机制造商康柏(Compaq)公司的总部。凯莉.菲奥莉娜—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女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的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的总部,接受她在一片反对声中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了极点的一天。据康柏的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以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澳门威尼斯人娱乐990291976年,乔布斯二十岁时,和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Wozniak)以及韦恩(Wayne)三人在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研制个人微机。后来韦恩退出,只剩下乔布斯和沃兹两人。当时一台计算机少说要上万美元,即使价钱降几倍也不可能进入老百姓家。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必须比老的有数量级的进步才能站住脚。乔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必须让计算机价钱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才会有人要。为了降低成本,Apple-I除了有一个带键盘的主机之外,什么外设都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可以接家用电视的视频口,和一个接盒式录音机的接口,保证数据和程序可以存在一般的录音带上。而电视机和录音机在美国几乎家家都有。同年,两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个人电脑Apple-I。老百姓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十年后,中国的电子工业部主持清华大学等几家单位攻关,研制出了被称为中华学习机的Apple的兼容机,当时售价也只有400人民币,而当时一台IBMPC要两万人民币,所以中华学习机不到两年就卖掉了十万台,超过其它微机同期在中国销售的总和。很遗憾,中国的这家公司,也是我工作的公司,非常不会经营,作风上很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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