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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贬低元帅的意思,元帅就是元帅否则就不是元帅。而我们见过,元帅在大战之后的陈尸万千的战场上走过,表情如天幕一般沉寂,步态像伴着星辰的运行,没有胜利者的骄狂,有的是思想者的迷惘,他再不能为自己的雄风叱咤所陶醉,他像一个樵夫看见了森林之神,这时的元帅已进入诗人境界,这时他本身已成诗章。而诗人进入元帅的境界,我总觉得是件可怕的事,是件太可怕太荒唐的事。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送彩金500的全讯白菜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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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那么死呢?死我不知道,我没死过。我不知道它好玩不好玩。我准备最后去玩它,好在它跑不了。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沓沓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八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上帝是一个聪明的幼儿园阿姨,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玩同一个游戏,绝不让同一个孩子把这游戏永远玩下去,他懂得艺术的魅力在于新奇感。谢谢他为我们想得周到。这个游戏取名“人生”,当你老了疲惫了吃东西不香了娶媳妇也不激动了,你就去忘川走上一遭,重新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孩子,与上帝合作重演这悲壮的戏剧。我们完全可以视另一些人的出世为我们的再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死人不告诉我们,活人都是瞎说),正因如此我们明智地重视了生之过程,玩着,及时地玩好它。便是为了什么壮丽的理想而被钉上十字架,也是你乐意的,你实现了生命的骄傲和壮美,你玩好了,甭让别人报答。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送彩金500的全讯白菜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正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而以“形式即内容”为特征的一些现代流派,看似倒是短命,一派派一种种一代代更迭迅速,有些形式只被用过一次至几次便告收场,谁胆敢再用谁就有抄袭之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卖的是哪路拳脚,因而黯然而无创造之光荣了。这有时弄得现代派们很是伤心窝火。细想其实不必。形式即内容,形式即非容器,它毋宁说是雕塑,它是实心的是死膛的,它不能装酒装水装故事,它什么都不能装,它除了是它自己之外没别的用场可派,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你用它的形式岂不就是抄袭它的内容吗?所以一般它不讲故事,讲故事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我想《李自成》换一种讲法也还是可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讲无数的故事。而《去年在马里昂巴》你就没办法给它换个形式,要换就只好等到“明年在马里昂巴”,而且你用这种形式所能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既做了“形式即内容”的一派,就必须要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否则内容也一同沦为老朽,这不值得伤心窝火,对创造者来说这正是一派大好天地。正如把内容做首位的一派也必须在内容上时时更新一样。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

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关于人道主义,我与一位朋友有过几次简短的争论。我说人道主义是极好的,他说人道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一时真以为撞见了鬼。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它游街,或对它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所以人道主义应是主要对此而言。于是我的朋友说我:你既是这样理解就不该沿用旧有的概念,而应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以便区分于旧有概念所限定的内涵。我想他这意见是对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新的名称。直到有一天我见一本书上说到黑泽明的影片,用了“空观人道主义”这么一个概念,方觉心中灵犀已现。所谓“空观人道主义”大概是说: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这与我以往的想法相合。现在我想,只有更重视了过程,人才能更重视精神的实现与升华,而不至被名利情的占有欲(即目的)所痛苦所捆束。精神升华纯然是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不指望在任何一个目的上停下来,因而不会怨天之不予地之不馈,因而不会在怨天尤人中让恨与泪拥塞住生命以至蝇营狗苟。肉体虽也是过程,但因其不能区分于狗及其他,所以人的过程根本是心路历程。可光是这样的“空观”似仍不够。目的虽空但必须设置,否则过程将通向何方呢?哪儿也不通向的过程又如何能为过程呢?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是两难了。也许我们必得兼而做到这两点。这让我想起了神话。在我们听一个神话或讲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随其哀乐而哀乐,伴其喜怒而喜怒,一概认真。也许这就是“佛法非佛法,佛法也”吧。神话非神话,神话也——我们从原始的梦中醒来,天地间无比寂寞,便开始讲一个动人的神话给生命灌入神采,千万个泥捏的小人才真的活脱了,一路走去,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生命也就获得了真实的欢愉。就是这样。但我终不知何以名之,神话人道主义?审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空观人道主义?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做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送彩金500的全讯白菜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像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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